古风巨匠——欧阳中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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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13-09-26 15:24:08

        在外人眼里,欧阳中石已经功成名就,他既是当年学术与艺术界的文化名流,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。这话本也不错。领军人物,往往会成为某个领域里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志,比如陈省身之于南开、之于数学,季羡林之于北大、之于文学。北师大悬挂两块校牌,一块是毛主席亲题,另一块出自启功手笔,这种局面只是因为书法精美绝伦吗?其实,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。没有启功参与的北师大正如没有欧阳中石的首都师大,缺少一段风致、一重光彩。

          “生于鲁,长于齐,壮游京师”。投考辅仁,付梓北大,一介书生闯天涯。


          自称“不务正业,无家可归”。从吴玉如学书、师奚啸伯学戏、向齐白石学画。


          他书名鼎盛,从不办书展,从不任评委,“教书匠”兼做书法家。


          他投身教育,尝言“少无大志,见异思迁”。白发京师,痴心不改,堪称桃李满天下。


          倔老头儿


          京剧“四大须生”之一奚啸伯,客居河北,老死石门。石家庄,是名副其实的“奚派”大本营。作为奚啸伯的入室弟子、得意门生,欧阳中石对河北总是一往情深。


          有人问我:“写字,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,不谈也罢。外界称我是书法家,请问‘书法家’是什么职业、什么头衔呢?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、‘教书匠’,既不卖字,也不卖唱。”


          河北几位书法家是欧阳中石的学生,临来北京,他们向我介绍:“先生酷爱京剧,崇拜奚啸伯。一提这个,他就高兴了。”等到见到中石先生我撇开书法谈京剧,欧阳中石立刻喜上眉梢。或许,他对石家庄来的记者颇有几分“爱屋及乌”的感情。


          提起恩师,欧阳中石感慨万千,他轻轻摇了摇头,对我说:“1948年,奚先生曾有意让我下海,可惜,我很自卑,总觉得自己没那个资格。犹豫了一段日子,我就考进了辅仁,下海的事就搁下了。不过,我与奚先生始终情同父子。从相识到永别,前后34年,我们每周必通两封书信。抬头,从不写上款,落笔千言,直奔主题。先生是书法大家,每信都用小楷毛笔,洋洋洒洒,笔墨酣畅。能在纸上谈文论艺,也算‘鸿雁传情’吧。”据说,奚啸伯临终还牵挂着这位心爱的弟子,桌上,摊着一封没写完的书信。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一谈奚派就来了精气神,他告诉我:“有奚先生这层特殊关系,石家庄人都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儿,只要河北有请,我定当尽力。说真的,我热爱奚派,我和老师奚啸伯的个头儿、扮相、嗓音,甚至是艺术思路,无不相似。这也叫声息相通,志趣相投。”奚啸伯的公子奚延宏是“红净”名家,他生前曾亲口向我谈及欧阳师兄深厚的文化功底:“我父亲的《范进中举》并非一出传统剧目,而是汪曾祺先生的手笔。为了磨一段台词几句唱,欧阳师兄帮我父亲,一点一点地扣。”


          河北省艺校的张荣培,也是奚啸伯的得意门生,他倾十年心血,教出了“奚派再传弟子”张建国。他对我说:“欧阳师兄并不是奚派的顶门大弟子,此前,老师收过一位相当不错的学生,可惜,造物忌才,人早就不在了。”张荣培对欧阳师兄略有一点遗憾,没有正式下海,直接影响到他身上的功夫。


          人称欧阳中石与奚啸伯亦师亦友,他本人却极力反对。他恪守“一日为师,终生为父”的古训。1979年,奚啸伯去世两周年,纠缠多年的冤案终于昭雪。欧阳中石泣不成声,提笔写下了24个字:“视徒如子,愧我无才,空负雨露。尊师若父,枉自有心,奈何风霜。”曾几何时,鱼雁传书,长夜笔谈。如今,日子好过了,无需再提心吊胆地生活,那个纸上传情的人,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

          谈得兴起,欧阳中石便从里屋取出两盘盒带相赠——新录制的《中石唱念自娱》,其中26段唱腔、道白,都是奚啸伯“补壁”。他说:“只要老师有音像传世,我绝不再唱,唯恐辱没了先生。”可精筛细选,仍有疏漏。奚啸伯留下资料的一段,还是被他收进了盒带里。欧阳中石诚惶诚恐,表示“百年之后,我要向恩师谢罪”。


          他曾动情地告诉我:“奚啸伯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,我是他老不称职的弟子。旧社会,戏曲名角的门户之见非常严重,对心爱的门徒往往也留一手,也就是说,传授技艺的时候,打几个折扣,圈里人都知道‘问十不答一’。什么意思呢?唯恐年轻人抢了自己的饭碗。奚先生完全不是这样,他恨不得把‘噗噗’乱跳的心掏给学生,你问一句,他回答几十句、上百句,甚至能掰开揉碎讲解一出大戏。最令人崇敬的是,奚先生没有前辈师长的架子,他心甘情愿地跑到学生身边,细声细气地商量,这句唱怎么甩腔、那句词如何赶辙——这才是大师风范啊。”


          在外人眼里,欧阳中石的“弟子之礼”或许过于谦恭,他却目光炯炯地望着我,固执地说:“年轻人可以不理解,但尊师重教,是我做人的原则。”忽然想到陈寅恪。1927年,绝望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,中国文化界惊骇不已。陈寅恪在王国维灵前郑重其事地行三拜九叩大礼,这种超常的举动,看似泥古不化,其实,拜叩之间充盈着缅怀古风、追慕前贤的象征意义。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的一颦一笑也具有“象征意义”,他执拗地维护着“师道尊严”,并愿把这种风尚传承下去。我所熟悉的书法家,凡自欧阳中石门下,无论长幼,只要提到老师的名讳,言必称先生,那种恭敬的态度,绝无丝毫做作、半点伪装。


          脑筋不老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搬家了,一下迁入了首都师大的新高层。套内隔了一扇防盗门,里间供家人饮食起居;外间是书房兼客厅。一壶新茶,两壁古书,年逾七旬的欧阳先生,微笑着迎送络绎不绝的客人。他不得不接待慕名求告、四方学者、新朋故友、新闻传媒……他刚送走几位访客,便向我一摊手,道:“你都瞧见了,来来往往,应接不暇。哪有空闲阅读思考呢?”


          你没工夫思考,外界却有成群结队的问题请教。忽然,打进一个电话:某摩托艇比赛,敬请先生题字,以壮声威。欧阳中石先是一愣,随后婉言谢绝。想想也是,向人求字总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摩托艇比赛关老先生什么事儿?他摆摆手,就像当年冷不丁地接了化学课一样,无可奈何。


          其实,欧阳中石也有软肋,比如,崇敬师长,怀念故乡,亲近媒体等等,只要拿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由头,搬请他出山并非难事。我身边的例子明摆着:奚啸伯先生诞辰纪念活动、奚派名家演唱活动、名伶专著以及弟子书法作品集等出版活动,只要求到门上,往往是毫不犹豫,提笔便写。


          2000年,河北的《家庭百科报》创刊,他们想求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题写报头,便请我联系启功和刘炳森两位先生。我感觉不妥:启功先生年老体衰,眼力不济,只凭我这点泛泛之交,恐怕不行;刘炳森先生润格太高,况且他的隶书,洋溢着匠气味道,并不适合题写报头。我立刻推荐欧阳中石,这个人选,多方满意。一个电话打进先生书房,他居然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我喜出望外,敬请先生“开个价儿”,他却连声拒绝,又解释说:“我不是卖字的,用不着收钱。如果你们能相中我的字,我就写。”


          当今书家,不外乎三种人:一种,给钱就干;另一种,不给钱也干;还有一种,给钱都不干。当钱变成某种艺术的前提,这个领域便沦为市井行当,和引车卖浆者没有任何区别。欧阳中石还为我列举了京城几位“著名书法家”,他说:“这些人以卖字鬻文为生,门首高悬‘润格通告’。求他们的墨宝并不难,只要钞票够过就行。”


          放下电话,隔了两天,我便驱车直奔北京,短短一上午,就把《家庭百科报》的题字请回了石家庄。一年之后,《河北日报》文化周刊改版,欧阳中石又慷慨地题写了“艺海观潮”四个大字。只要喜欢,挥笔即来。师出无名,绝不迁就。这种爽快的性格、洒脱的脾气,和启功先生如出一辙,颇有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。


          在外人眼里,欧阳中石已经功成名就,他既是当年学术与艺术界的文化名流,又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。这话本也不错。领军人物,往往会成为某个领域里的精神图腾和文化标志,比如陈省身之于南开、之于数学,季羡林之于北大、之于文学。北师大悬挂两块校牌,一块是毛主席亲题,另一块出自启功手笔,这种局面只是因为书法精美绝伦吗?其实,还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。没有启功参与的北师大正如没有欧阳中石的首都师大,缺少一段风致、一重光彩。


          尽管坊间屡有病诟,批评欧阳中石的书法“甜媚、俗艳、僵化、呆板”,他本人也不愿公开谈论书法,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“书法家”;但是,没有他开创的书法文化教育学科,没有这一学科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教学点,首都师大就没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。


          1981年,北京的春天来得格外早,碧空如洗,雪化冰消。金灿灿的迎春花,一丛丛地迎风绽放。这一年,欧阳中石结束了28年的中学教师生涯,奉命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。学校把“语文教改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显然,欧阳中石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。四年之后,他主持的成人书法大专班如期开课,这在全国,可是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。教室里人头攒动,欧阳中石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。毛笔一管,上下五千年。为他站脚助威的还有季羡林、金开诚、饶宗颐等名流硕儒。无疑,这是欧阳中石振臂云集的文脉和人气。在这群文化前辈手上,一个崭新的高教学科体系正一砖一瓦地筑成。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太熟悉这个领域了,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:“从小我就知道,写字是知识分子必须过的一道关,所有读书人都得从此入门。现在看来,书法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。处理得好,传统文化就能顺利发展,否则,就很难办。眼下的印刷术和电脑,都代替不了书写。我一直琢磨:电脑出来了,浩如烟海的古籍能够轻而易举地收录到光盘里,查阅起来方便多了,恐怕,谁也不愿趴在桌子上钻故纸堆;但写出来和印出来的文字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书法可以焕发‘文’与‘道’的光彩。手写的文字,可以展示肃穆、庄严,也可以展示灵动、飘逸。这种神采只能用手焕发出来。书法,可以超越纸笔的局限,变成一宗活的东西来感染人。这种能力,其他技术手段无法取代。我觉得,书法教育是一门学问,也是一项事业,只有那种有敢于坐冷板凳思想的人才能做……”


          听出来了吧,虔诚的“殉道者”才有这种口吻。仅凭这一点,欧阳中石就堪称“真正的学者”。他情愿把学生当成自己最得意的作品,从不在公众面前故弄玄虚、沽名钓誉。


         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有位副主席是欧阳中石的弟子,他说:“中石先生有个怪癖,从不出任各种书法赛事的评委,从不举办个人书法展览。为什么呢?他有一套理论:‘一幅精品,至少要几张平庸之作集体陪绑,这种卖一个、搭一群的做法,太不合算。终生自鉴吧,以免浪费别人时间,又让自己出丑。’妙吧?妙啊!”


          一根拐棍儿


          中年时代,欧阳中石就遭遇过一次严重的车祸,为了挽救别人,他顾不上个人死活,结果,腿部受到重创,落下了明显的伤残。1976年,他又患严重的脑血栓,右侧面部神经瘫痪,虽说戴着老花镜像正常人似的,其实,仅有一只眼睛保留了视力。欧阳中石在外人看来,稳重潇洒,谈笑自若;细看就会发现,他总是侧着头、歪过半边脸与人交流。手边就是一部无绳电话,接听很方便,一摁就行;往外拨打则须求助于人,他实在看不清楚。外出时,胳膊上悬挂一根拐杖,虽说还没到步履维艰的份儿上,大概身边有根棍儿,心里更踏实些。听力也大不如前了,和人谈话总要把一只手拢到耳朵上。


          奚啸伯诞辰一百周年,河北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,包括欧阳中石在内的奚派传人云集石家庄。火车站附近的大众剧院,是奚啸伯生前经常演出的地方,主办方特意在此安排了一场奚派京剧艺术演唱会,那些老戏迷把整个剧院挤得水泄不通。压轴大戏自然是欧阳中石,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,一个银发白面、竹杖青衫的小老头儿走上前台。他说:“一站在这座舞台,就想起了我的老师——奚啸伯先生。我们聚在一起,就是为了缅怀他,把奚派艺术发扬光大……”那晚,他演唱的是奚派名段《洪羊洞》,一旁操琴的也是奚派弟子,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。当时,我坐在前排记者席上,耳边一片惊叹之声。有位观众愣装“圈里人”,对朋友吹嘘道:“中石先生,奚派正宗!天天唱,天天练,七十多岁了,眼不花耳不聋,身体倍儿棒……”


          人,活到一定辈分、一定年龄,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青年一代手里的牌位、街头巷尾虚幻的传说。尤其不了解历史的人,更愿意把别人的成就想象为一蹴而就、马到成功。尽管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头上会掉馅饼,偏偏以为别人盘中的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掌声鲜花簇拥下的欧阳中石已经演化为一段诗意的传说:少年时代,有高僧引渡;青年时代,有大师传钵;中年时代,有名家提携;老来,自然要红遍全中国。成就一位名家,哪有如此简单?谁也不会想到他的贫穷落魄,他的摸爬滚打,以及他孤独无助时的无奈。祢衡先生在京戏里空放大言:“有朝一日春雷动,得会风云上九重”,前提:你必须是“龙”,起码要具备龙的精神和潜质。


          三年前,我专程到欧阳中石寓所呈送自己出版的新书。这次,他心情开朗,面色白润,还穿着一条浅色西裤。新居宽绰多了,原来朝西门坐,现在,迎门的书桌便可待茶。我见他坐在对面,拢起耳音高一声、低一声地说话,就猜到他的听力明显退化了,忙问:“您这种五官科的疾病,应该全面检查检查,就没有什么特效疗法吗?”他一笑,轻轻拍着桌角答道:“有!这种疗法既简单,又干脆。你想,浑身上下所有零件都老化了,拉到火葬场,回炉一烧,不就全解决了吗……”说完,他仰面大笑,双肩一抖一抖的,开心极了。


          2006年夏天,中央电视台《艺术人生》专访欧阳中石。那位著名的男主持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:据说,欧阳夫人总是深居简出,即便宾客盈门,也不愿抛头露面。只有熟悉的朋友来访,她才礼节性地出来打个照面,随后,返回内室,请先生与客人详谈。《艺术人生》节目组拜访,也是这种礼遇。夫人更愿意把欧阳中石推上风光无限的前台;她,更喜欢清净。


          据此,主持人情绪深沉地说:无论怎么劝说,“阿姨”还是没到节目录制的现场。欧阳先生,对着电视镜头,您有什么话想对阿姨说吗?


          大概,主持人以为,这种百试不爽的“煽情”手法,能勾引出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,或者让当事人“泪洒胸怀”地“自白”一番。也难怪,中央电视台是媒体老大,有世界性影响,在这个“台口”“show”一回,天下闻名。有多少应邀的艺术家带上老婆孩子、亲戚朋友,为年轻时代遭受的一点委屈而哭天抹泪、唉声叹气。好端端把自己变成了不化妆的演员,何苦呢?


          显然,欧阳中石不屑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,主持人并不识趣,反而步步紧逼,仍旧追着问:“难道,您就不想跟阿姨说点什么吗?”


          “想!”欧阳中石点点头,略一沉吟,又说:“有什么话,我们回家再说。”


          “说什么呢?”


          老头儿话锋一转,破解了攻势,他笑道:“我们说什么,您就甭管了。”


          此话一出,现场哄堂大笑。主持人不得不尴尬地咧咧嘴,就此打住。看到这里,我拍案叫绝:不愧是大学者,不愧是大艺术家——实在是高!欧阳中石绝不可能往“煽情”的套子里钻,也不可能任人导来导去。他是京剧舞台上万人瞩目的明星,却不肯做“现场秀”里的活道具——不入流俗、不恋虚名,这就是品位。


          与他飘逸灵动的书法不同,生活中的欧阳中石乐于“藏锋”,他不愿意批评任何人,甚至拒绝臧否年轻人。他总是以赞许、鼓励款待别人,连一点皮里阳秋的态度都不肯暴露。


          由此,想到老作家李国文。他二十几岁,正是崭露头角的时候,不料,有位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前辈作家居然写文章批判他的小说,结果,一剑封喉,李国文销声匿迹20年。当时,他就发誓:“有朝一日,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,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。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,绝不吝惜力气。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,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宝。”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造化不浅,每个阶段都有名师引导、名家提携。我想,他对外界的谨慎和褒奖,不属于圆滑事故,确实出于本能的尊重。批评的声音也有,指责欧阳中石已经沦为只种玫瑰不摘刺的“好好先生”,文化与学术,不能没有前辈慷慨的指教,所谓“果子药”对这个时代的病症百无一利。


          在我的印象里,欧阳中石确有“不错”“很好”的口头语。凭门下弟子口述,他又是一位要言妙道、针针见血的严厉长者。天下名师,哪有一位只种玫瑰不摘刺的“好好先生”?其实,金刚怒目是佛,菩萨低眉也是佛。异曲同工,又何必强求呢?


          欧阳中石最不喜欢“中庸”“乡愿”这些评价,想必,他始终坚守着处世的风格、做人的底线。或许,长者身上早已弥散的呛人的烟火气,“马老奸,人老滑”,并不代表他们愿做八面玲珑的“琉璃球”。倘若果真如此,中国的文化会彻底绝望。


          启功先生亲口讲过,一家出版社策划陈垣文集,请他题字。启功激动地说:“出版社有现成的词儿,告诉我怎么写;但是,对于恩师的文集,我没有资格题签,更不忍心提名点姓地写。我在‘陈垣’两字之后,加上了‘先生’,落款诚惶诚恐地注明:‘受业——启功敬题’。这样写,我心里还舒服一点儿。”


          作为辅仁时期的学生,欧阳中石完整地继承了长者的“师道”,我见过他为奚啸伯、张伯驹、季羡林、张岱年等人的题赠,均注明自己的晚辈身份,或书“敬题”,或写“沐手而拜”……谦恭极了。这就是有呼吸、有心跳的尊师重教。为什么有些年轻人格外招人喜爱?为什么成群的名流大家都愿倾囊而赠?绝不只靠祖上阴德与上天的安排,还须个人老老实实做人,扎扎实实用功。欧阳中石的过人之处可能是天分、可能是勤奋,其中最关键的,还是做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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